A.COVID-19在全球爆发之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时*策空间受限
正值经济疲软与宏观经济脆弱时期，COVID-19的大流行冲击拉美地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十年（-），地区GDP增长率从6%降至0.2%，而-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率是拉美地区自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为0.4%）（见图1）。随着在拉美地区的蔓延，本次疫情被认为是卫生、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危机。虽然本次疫情的程度与持续时间暂时无法估计，但现在已经较为清晰。这将导致该地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对就业、消除贫困和减少社会不平等造成破坏性影响。
本文的目的是量化新冠疫情造成的短期与中期的经济影响。关于短期影响——在年期间，本文将基于年4月17日披露的数据对拉美地区所有次区域及其经济体的生产、就业、贫困、收入分配的动态变化进行评估。此外，本文还将列出当前已公布的应对新冠疫情所实行的主要宏观经济*策。
量化经济活动的收缩程度能使当局确定恢复经济正常运行所需措施的规模。但是此次恢复正常运行的目标并不是指恢复至疫情前的经济发展方式。本报告总结的中期经济影响描述了生产组织的结构性变化，而这些改变现在正在进行，并且推进速度将加快。此外，还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例如劳动力结构、就业与民众幸福感等。总的来说，短期的定量估计，再加上对中期主要性质变化的预测，将形成一种新常态。
1.由于负债较高、利息支出上升和税收有限，拉美地区增加财*支出的空间较小。
拉美国家的财*赤字积累（过去十年平均为2.7%）增加了中央*府的公共债务总额。在年拉美*府的公共债务总额为44.8%，比年的29.8%增加了15%（见图2）。国家间的债务水平也各不相同，年末巴拉圭、智利的债务占比不到25%；而阿根廷达到了89.4%，巴西达到了75.8%、哥斯达黎加达到了61.3%。此外，高债务不仅体现在*府，还体现在非金融公共企业。
高额的利息支付限制了现有资源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府卫生部门的支出与投资看出。*府付息的金额从年占GDP的1.7%攀升至年的2.6%（见图3），而卫生部门的支出却没有增加这么多（从年占GDP的1.9%到年的2.3%）。同时，资本支出作为财*整顿的调整变量也从GDP的3.9%降至3.2%，尤其是中美洲国家的偿债负担令人担忧。
过去十年间，虽然中美洲国家通过财*改革（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或创造盈余（萨尔瓦多）减少其偿债负担，但这些国家中央*府的公共债务平均总额从年占33.2%增加至年占GDP的44%。同时，这些国家的利息支付也从GDP的1.8%升至2.5%。
为寻求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这些国家通过降低资本投资以抵消付息上升的影响，因为付息的金额要多于卫生、教育与社会保障部门。
尽管拉美地区许多英语国家被认定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是这些国家被高比例的公共债务牵制，因为它们需要不断地融资以修补气候灾难导致的生产结构漏洞。因此，高额的利息于这些国家的公共支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虽然中央*府在过去十年中大多实现了盈余（平均占GDP的0.8%），但它们往往会出现总体赤字，平均占GDP的2.5%，最大值是年占GDP的3.4%。
初级盈余的产生阻碍了公共部门和社会支出的筹资。虽然大量的初级盈余导致中央*府的公共债务从年GDP的72.8%下降到年GDP的68.5%（见图4），但巴巴多斯、伯利兹、牙买加等国的债务仍然很高（分别占GDP的.6%、93.7%和87.4%），与此同时这三国的利息支付额分别GDP的3.4%、2.9%和6.3%。
此外，它们还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因为这些灾害经常破坏重要的经济资产。
对于拉美整体而言，有限的公共收入减少了财*空间。在过去十年中，拉丁美洲中央*府的公共收入总额平均占GDP的18.2%。这种停滞是由于经济活动放缓、偷税漏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特别是在南美洲和墨西哥）、贸易自由化期间的关税削减以及由于自由区和出口加工业的特许权引致的税收要求上升。在目前的气候条件下，公共收入将更受经济活动急剧收缩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
2.当局刺激货币总需求的措施导致货币*策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但到目前为止刺激经济复苏的效果甚微。
年底，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货币*策正常化后，在通胀率较低的情况下，拉美地区当局面临着选择刺激总需求还是避免宏观金融动荡加剧的两难境地。年，该地区国内总需求降低，特别是消费和投资增长长期、普遍降速，随之而来的是通胀率下降和货币波动率降低，这使各国*府得以采取扩张性*策，根据各自的汇率制度，不同程度地开放市场。
为了降低贷款利率和提高国内信贷，货币当局将主要通过降低货币*策利率和扩大货币总量来增加货币流动性，还将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以减轻汇率压力和外部账户赤字。虽然年末达到了史上最低的货币*策利率，但贷款利率依旧稳定，实际上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减少了（见图5）。这两种趋势都反映出货币*策很难减轻低增长对信贷的风险，以及使代理人提升消费和投资的意愿。
私营部门的高额债务（家庭和私营非金融公司）制约了货币*策，还制约了其有效性。债务规模的上升与盈利能力的下降影响了非金融部门，并引起了当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