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帝国”从来都不是一种财产，它更像是一个总是在建设中的工程——临时拼凑，尚未完工。其实，它是一系列的帝国工程，受到的指令和控制很少，从事工程的是一个在伦敦的相互竞争的游说团体网络，在地理上的焦点也因时而异。用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的话说，“帝国的各种‘目标’在不稳定的矛盾伙伴关系”中共存，目标包括“殖民（通过英国殖民者）、教化（通过英国官员）、促成改宗（通过英国传教士）和贸易（移民、官员和传教士最好不要参与）”。
各式各样的工程留下了影响深远的遗产。贸易需要始终是最迫切的。在欧洲大陆建立帝国的失败催生了贸易需要，当时百年战争在年以惨败告终，英格兰失去了在法国西南部所有有价值的领地。为了寻找新的机会，来自布里斯托尔（仅次于伦敦的英格兰第二大港）的商人逐渐转向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开拓的大西洋航海事业。与此同时，法国和西班牙君主制的加强，以及英格兰与罗马教廷的决裂，给英格兰带来了安全上的危机。
面对反宗教改革势力的入侵威胁，都铎王朝治下的国家开始建设“皇家海军”，并援引“海洋自由论”来为针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及贸易的海盗行径开脱。伊比利亚的运银船队唾手可得，但英格兰无法进入西班牙人经营已久的中美洲。因此他们占据了加勒比海的岛屿，然后在17世纪逐渐渗透到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建立起自己的贸易和定居殖民地。到了18世纪中叶，“英属大西洋”（苏格兰商人从年以后便积极参与其中）已经利润丰厚得令人垂涎，这是因为充满活力且早熟的定居殖民地不断为英国蓬勃发展的消费市场生产商品。
虽然因为北美殖民地在年独立战争后脱离英国，这个“大英第一帝国”现在已不太被人所知，但它的长期影响非常重大——既通过帝国与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纠葛，也通过英国与美国不断变化的共生关系。现在要统计英国奴隶贸易从开始到年被废除时的具体规模已经做不到了，但有人认真估算过在年之前有47万奴隶被英国船只运出非洲，之后又有万奴隶经英格兰之手被运出非洲，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另有42.6万奴隶被从英属美洲殖民地运往他处。
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人口贩运总数多达万人，这显然是一笔来钱的买卖。主导这种贸易的一开始是查理二世在年特许的皇家非洲公司，其目的是沿着冈比亚河寻找黄金，但他们很快发现奴隶这种“黑金”显然更赚钱。其实，该公司并不能长期垄断这种买卖，不让“无执照经营者”插手，因为东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岛以及更大的牙买加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非常旺盛。白人“契约奴”自费从英国出发，卖身给某个主人若干年，根本供不应求。
加勒比海殖民者是“大踏步”地进入蓄奴生意，而北美沿岸的殖民者则是“一点一点”入场的。早在年就有奴隶被运到弗吉尼亚的詹姆士敦，但他们直到17世纪晚些时候才被用于生产性劳动。年，来自巴巴多斯的殖民者确立了查尔斯顿市以及整个卡罗来纳皇家殖民地的蓄奴模式。这个殖民地在年一分为二。到年，南卡罗来纳的黑人奴隶与自由白人的比例为二比一，这使它成为美洲大陆唯一一个非洲裔人口占多数的英属殖民地。
英国经久不息的消费革命刺激着跨大西洋奴隶需求，它对糖、烟草以及后来的棉花等商品似乎欲壑难填。在近代早期，糖（蔗糖）大多是被有钱人用来入药、调味或装点食物。在复辟之后，它被作为甜味剂添加到茶或咖啡——这是富人的饮食新风尚，在英国糖的进口量飙升。有些批评者谴责这种嗜好，但作家兼政治家霍勒斯·沃波尔就没有这样的困扰。他在年的一封信中机智地揶揄这种试图“让我们局限于孤岛并退回古代简朴生活”的主张，在古代“我们是艰苦朴素、温和、有道德的老英格兰”。
对那些质问“在有茶和糖之前我们过得怎么样”的人，沃波尔回应道：“无疑过得更好。但我不巧没能生在二三百年前，无法准确地记起稀橡实和抹了蜜的大麦面包能不能做一顿丰盛的早餐。”用历史人类学家西敏司的话说，“糖从年的稀有品，年的奢侈品，转变为年的生活必需品”。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均糖消费量在年为4磅，年为12磅，年为18磅，而在年则超过了90磅。工业革命期间，加了糖的茶成为妇女儿童的主食，因为当时很多时候全家都要劳动，但男人吃掉了大部分的肉和土豆，加了糖的茶则可以提高妇女儿童摄入的热量。
到19世纪中叶，糖真的以下午茶的形式走入了千家万户。这种下层阶级的下午餐的内容就是甜得发腻的茶、抹了果酱（里面用糖作防腐剂）的面包以及甜的糕点。对于身心俱疲的需要去工作的妻子及其家庭来说，糖本质上既是热量补充，也是心理慰藉——将“工作的意愿”和“消费的意愿”联系了起来。当然，这种“糖的无产阶级化”的渐进过程比奴隶贸易本身要长得多，但就是在用奴隶劳动的年代里，这个国家对糖的嗜好变得经久不衰、欲罢不能。
蔗糖生产滋养了加勒比海殖民地。而美洲大陆的气候更适合种植烟草。它成了17世纪利润最丰厚的作物，和蔗糖一样满足大西洋对岸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用当时一个人的话说，在弗吉尼亚有可能“靠烟建立一个帝国”。随着时间推移，烟草在英国的消费革命中成了另一款通过“时尚和社会效仿的下沉螺旋”在底层普及的奢侈品。但对烟草的需求从来没有达到蔗糖的水平，蔗糖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一直都是英国价值最高的进口商品。
在那以后，蔗糖被棉花所取代——这种商品也严重依赖奴隶劳动。此时英国不仅废除了奴隶贸易（年），还废除了奴隶制本身（年），但奴隶劳动仍然是美国南方的社会经济命脉——而其主要作物棉花是靠英国的需求来维持的。英格兰棉纺织工业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兰开夏郡发展起来。纺织业的一系列关键机器创新，加上建在奔宁山脉湍急溪流旁的工厂，使一个真正遍及全球的行业应运而生。年，棉纺织业只占经济增长的2.6%；到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2.4%——此时每6个英国工人就有1个在棉纺织业工作。
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占了全世界商品出口的25%左右，其中约有40%的价值是“棉花之都”曼彻斯特一带的棉纺织品贡献的，而另一个北方新兴城市利物浦则充当全球贸易的中转站。兰开夏郡的绝大多数（仅年到年间就至少有75%）原棉都来自美国南方。而美国万奴隶中有近半数从事棉花生产，棉花更是占据了美国商品出口的半壁江山。在卡尔·马克思看来，这种跨大西洋的协作证明了“资产阶级文明”的“野蛮本性”。
根据英国殖民地官员赫尔曼·梅里沃尔的说法，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富裕”“其实是建立在黑人的辛劳和受苦之上的，可以说他们用手挖掘了那里的码头，制造了那里的蒸汽机”。许多美国南方奴隶主据此认为自己已经掌控了英格兰。年3月，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詹姆士·哈蒙德宣称，如果大西洋两岸的废奴主义者对奴隶制以及棉花造成任何严重威胁，那么“英格兰将一头倒下，并带着整个文明世界一起；救救南方”。“不，你不敢对棉花宣战。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向棉花宣战。棉花为王。”
期待已久的内战在仅仅3年后爆发，而哈蒙德的豪言一时之间似乎还有点道理。年，英国进口的美国棉花仅有战前水平的4%，而到年底，这场“兰开夏郡棉荒”已令33万左右的男女工人失业，占了劳动力大军的近三分之二。但在年，北军的胜利和林肯总统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在军事和道义上扭转了战局。与此同时，兰开夏郡的工厂主也让他们的供应链多元化，他们从埃及、巴西，以及印度进口更多的棉花。年，美国的奴隶制寿终正寝，棉花国王被迫退位。
结语
尽管像哈蒙德这样的南方种植园主是过于自大了，但跨大西洋的棉花帝国说明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英国和美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从年到年，按价值计算，美国将近50%的出口商品被运往英国，美国的进口商品有40%来自英国，而美国占了英国出口额的25%以及进口额的约20%。19世纪，英国从美国进口商品的价值往往超过与亚洲的贸易总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