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罗兰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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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顿厅博物馆（AstonHallMuseum）位于英国伯明翰，建立在英国国家级保护建筑阿斯顿厅之上（如图1）。年至年间，托马斯·霍尔特男爵（SirThomasHolte）建造了阿斯顿厅及庄园，耗时17年。托马斯·霍尔特是沃里克郡达德斯顿庄园爱德华·霍尔特（EdwardHolteoftheManorHouse）的儿子，由他的妻子多萝西·费拉斯（DorothyFerrars）所生。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为筹集*费平息爱尔兰人民抗议，开始贩卖贵族头衔，托马斯·霍尔特就这样买来了男爵头衔。-年，英国议会和保皇*的内战中，詹姆斯一世的儿子—新任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去伦敦的途中，于年10月18日下榻阿斯顿厅；在随后的路途中，10月23日，查理一世遭遇议会部队，史称“埃吉山之战”（BattleofEdgehill）。年12月，作为保皇*霍尔特男爵的庄园遭到议会士兵攻击，阿斯顿厅上留下的弹痕至今仍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上述的简述已足以说明阿斯顿厅的重要性。如果继续按照这个思路发展博物馆的叙述，可能只能是对诸如炮弹大小材质、国王在阿斯顿厅的一晚做了什么此类细节进行反复考证。
但阿斯顿厅博物馆另辟蹊径，在这个传统的宏大叙事结构中，女性仅仅是作为男主人公的妻子或母亲的符号出现，用来证明他们的正统性；对女性的固有印象往往是她们不重要，或者她们的价值仅仅在这些衬托男性地位的方面。阿斯顿厅博物馆发现宏大叙事背后消失的女性声音，运用现代笔触勾勒并记录与庄园相关的女性，和观众一起理解她们是谁？她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她们想要做什么？
男性从业者叫裁缝，女性叫“做披风的”
阿斯顿厅博物馆的主体沿用了传统叙事架构：观众在一层入口处罗列了与阿斯顿厅相关的大事年表、在楼梯处讲述曾经被大炮轰击的围栏、拾级而上的二层查理一世住过的房间讲述英国内战。而当移步到二层东侧的“中国房间”（ChineseRoom，如图2），这里变成了以时尚生活用品为载体的叙事。
图2.“中国房间”对时尚用品的展示
17-18世纪的英国女性只能穿裙子。这可能会被解读为一种固有印象的衍生假设，比如女性喜欢穿裙子，或者女性只有穿裙子才是优雅、正经、自律的。阿斯顿厅博物馆则着重叙述了只能穿裙子给女性带来了诸多不便：
“在18世纪，男性的鞋子大多是用整张皮革做的，但上流社会的女性穿的鞋是布做的。这让女性的鞋子能搭配她们的裙子，但这意味着她们的活动受到了限制。街道的情况很糟糕，这样的鞋子不适合走在泥泞或雨中。有些女性因此穿鞋套，叫做扁盘，这样来保护她们的鞋子才能出门走路。”
女性为了穿裙子必须穿两双鞋才能出门。这些当时的日常行为，在现代叙述中凸显了它的怪诞之处，是对固有印象的一种突破。
接着，展览词点出了时尚不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上流社会男性也追求华丽的、镶嵌着珠宝的服饰。服装制造行业随着消费需求的增长而蓬勃发展。自17世纪晚期开始，服装行业从业者是根据性别进行了严格区分，无论他们想要做什么样的服装，也无论他们能够成就什么样的事业：
“男装由男性制作，他们被称为裁缝；女装由女性制作，被叫做‘做披风的’。”
除了服装业在英国的制造者和消费者，在服装业的另一端原材料产地，又与外部世界产生链接。展览词从丝绸行业描述了作为展品的18世纪中叶丝制连衣裙：英国在年禁止法国丝绸进口，以保护英国本土丝制业发展；本土丝制业大量依赖因宗教迫害而从法国移民的新教徒。
原材料的切入口不仅联系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还拓展到臭名昭著的殖民贸易。作为曾经因此受益的国家，博物馆对本国的这段历史持批判态度，点明了18世纪英国制作时尚家具最流行的原材料—桃花心木，并不产自于英国本土，而是来自千里之外的加勒比海、中美洲和南美洲。展览词更进一步指出，这与殖民主义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直接相关，英国殖民者来到牙买加做制糖生意，大肆砍伐当地的桃花心木以清理土地，还把这些珍贵木材运回英国本土。占领一片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发两笔横财，博物馆展现了对这种商业模式的人道主义反思：
“但是，这些商品是建立在沉重的人力资源之上，依赖于原住民的流离失所和被奴役的非洲人民的强迫劳动。”
“中国房间”从时尚产品展开，最直接的是18世纪上流社会使用者，他们遵循的生活方式多有不便，但因关于性别的固有印象而变得习以为常；然后是为上流社会服务的人群，这些精美产品的制造者，也因为性别的固有概念而对职业名称进行实则不合逻辑的区分；最后是时尚设计运用的材料本身，它们的生产者可能为了脱离或正处于不平等之中。
“18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
女性没有继承权。为论述这个结论的重要性，阿斯顿厅博物馆并没有采取现代价值观作为无意识的先决条件去批判过去。博物馆还原了这个结论的原始语境，避免简单地强调继承权不应由性别划分。
在“通道房间”（PassageRoom）的尽头，悬挂了一幅女性肖像（如图3）。博物馆花了大量笔墨来描述霍尔特家族的继承情况：李斯特（Lister）和查尔斯（Charles）兄弟俩先继承了霍尔特庄园，李斯特年去世时没有子嗣，庄园传给了弟弟查尔斯，查尔斯和夫人只有一个女儿—玛丽·伊丽莎白（MaryElizabeth）；如果查尔斯去世，那么这个庄园就必须由李斯特第一任妻子的外甥亨内基·里格（HeneageLegge）和路易斯·巴格特（LewisBagot）以及霍尔特的宿敌家族来继承。
在这些复杂的继承关系陈述中说明，即使玛丽·伊丽莎白生活在庄园中，但正是因为她是女性，自己的家就必须只能由与庄园毫不相干的男性来继承。甚至这个庄园必须旁落敌对家族，也不能由她这位庄园实际且唯一的大小姐继承。看似平铺直叙，实则揭示了当时继承制度性别不平等的荒谬逻辑。
在这段复杂继承关系的结尾，博物馆展览词运用了克制的讽刺笔法：
“只有当所有这些男人都没有男性子嗣时，庄园才能传给玛丽·伊丽莎白—或者不如说是传给她的丈夫，18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样的讽刺或许会将讨论的焦点转移到玛丽·伊丽莎白丈夫身上，但博物馆并未给这个庄园的继承者但实则是寄生虫丈夫很多笔墨。展览大篇幅